张大千泼墨山水与徐渭大写意绘画关系与区别

一、张大千（1899～1983），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省内江市人。其二哥张正兰，即著名的画虎大师张善子。他们的画室名“大风堂”。张大千的一生，才华横溢，极富传奇，建树甚伟，贡献极巨，声名遐迩。
泼墨是国画的一种画法，亦可称为写意画，是用笔蘸墨汁大片地洒在纸上或绢上，画出物体形象的一种画法，像把墨汁泼上去一样。中国山水画首先采用“泼墨”技法的画家是王维。
张大千泼墨山水 ：
张大千晚年，仍孜孜不倦从事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泼墨、泼彩、泼写兼施等新貌，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广泛而深远。“泼墨”是张大千独创的一种画风，利用墨自身溶与非溶于水的关系和效果，施行渲染、重叠、泼洒、沉渍、流动，营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烟云效果、山势气韵，使得那如真似幻的抽象造型与客观上大自然的山岚云雾、云水飞动的具体形象有机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中西结合的全新的画风，使山水作品之画面更加浪漫自由、灵巧新颖，艺术源于自然而又回归自然。张大千创立泼墨泼彩画风使国画技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世界艺坛为之震动，中国山水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在这些画中，大千大面积运用积墨、破墨、积色、破色等方法，将传统山水中没骨、泼墨和大小青绿的技法结合运用，并吸收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在重视笔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渲染，将水墨和青绿、泼墨和泼彩融为一体，开创了化线为面，色墨融合，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泼墨泼彩方法。其过程和特点是将墨或彩泼到不吸水的熟纸上，由于汁水并不渗透到纸内而是浮在纸面，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干涸，在渐干过程中，再加以点染处理。这样，山水画深厚凝重，荷花画墨色交融，使作品富有装饰效果的同时，更具有表现力。诚如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最艰辛。”自此，他的作品趋向苍浑渊穆、气势磅礴而宏大雄奇。我国古人有泼墨法，而无泼彩法，更无墨彩合泼法。大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独创泼彩法和墨彩合泼法，为中国画开辟了一条新路。
大千所创新法，许多人都称之谓“泼墨泼彩”，大千自己却说：“是破墨，而非泼墨。”据画史载，泼墨法乃唐人王洽首创，后为米芾父子继以发挥，形成“米点皴”(有皴意而无皴法之法)。相传唐代王维曾作过破墨山水，但无法稽考。大千也说：“我的泼墨方法是脱胎于中国的古法，不过加以变化罢了。”他题画时又说：“元章（米芾）衍王洽破墨为落茄，遂开云山一派，房山（高克恭）、方壶（方从义）踵之以成定格，明清六百年来，未有越其藩篱者，良可叹息，予乃创意为此，虽复未能远迈元章，亦当抗手玄宰（董其昌）。”
大千用重色能使之透明，施艳色而不觉浮躁，并能在墨与色上反复将积、泼、破、皴诸法交错使用而不显淤滞，可见大千的用水之功非同凡响。浓破淡、淡破浓之法，已为现代国画家们常用，效果甚佳。而以色破墨，色不掩墨，水、墨、色融为一体，则难以掌握。大千长女张心瑞在巴西时亲眼见到她父母作画时的情景。她说：“父亲晚年作山水画并非一气呵成。往往需要画湿晾干，干后又加，甚至将画托裱以后再泼再破。有时将色泼在墨上，再将水泼在色上。还要把纸提起，有意地让色和水上下流淌，以达到最佳效果为止。”
大千的泼墨泼彩画法，最刺激人感官和最使人难忘的是他的色彩。从敦煌临画开始，大千才真正重视起色彩。其中有在塔尔寺见到的“唐长”的启示，以及喇嘛画师制造颜料和用色技巧的影响。敦煌壁画中艳丽而和谐的色彩促使他从自然固有色中蜕变出来，按照画家自己的需要去差墨遣色。他巧妙地将大青绿中的重色分染改为重色泼染并与泼墨法融汇在一起，加之反复地破来破去，构成了画面的朦胧感和神秘感。如果把大千晚年的山水画的色彩基调与敦煌壁画特别是其中的盛唐作品相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确有血缘关系。
大千在用色上的成功，有力地配合并完善了他的整个新法体系。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成功，使大千欣喜若狂。他对门人说：“我最近已把石青当作水墨那样运用自如，而且得心应手，这是我近来唯一自觉的进步。很高兴!很得意！”
大千画风的变化，有人认为是“来源于西画”。其根据是“固有的中国画只讲墨不讲色，只有具象，而无抽象”。大千说：“我近年的画在表现上似乎是变了，但并不是我发明了什么新画法，也是古人用过的画法，只是后来大家都不用了，我再用出来而已。”关于抽象的问题，他说：“中国画三千年前就是抽象的，不过我们通常是精神上的抽象，而非形态上的抽象。近代西洋名画家所倡导的抽象派，其实就是受中国画的影响。”当然，大千并不是没有吸收西画的任何优点，他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是深刻的，借鉴的方法也是稳妥的。他说：“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任何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
大千开创的泼彩泼墨新风格，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他赶搭流行现代的新潮表现。殊不知大千精神本位从未脱离传统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古典传统的基础，也就开拓不出浪漫的现代精神，没有一项人类文明的创新发展是可凭空产生的。
二、徐渭，号青藤，明代的三大才子之一，是一个在中国写意花鸟画史上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
大写意早在唐代就有以泼墨著称的画家王恰，到了南宋出现了写意画大家梁楷，开启了元明清写意人物画的先河，北宋山水画出现了富有诗情画意和文人情趣的米氏云山米芾/米友仁的山水小景，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揭开了写意山水的序幕。徐渭在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尤为突出。明以后，这种写意的美学主张已逐渐发展成熟为绘画史上代有传人的大写意画派。
徐渭大写意绘画：
1、他笔下的花鸟作品豪放泼辣，水墨淋漓，一挥而就，但求神和，不求形似。这是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半生潦倒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他胸中逸气的抒发。
徐渭以其独特的笔触，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画风，将传统的文人画提高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对后世中国绘画影响极为深远。

2、徐渭身后120年，郑板桥被其深深折服，自刻印章“青藤门下走狗”。
身后300多年，齐白石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成就卓著。在绘画方面，艺术作品表现性强，善于以感情驾驶笔墨，常突破对象自身的局限，草草率笔，各种墨法任意点染，笔法大刀阔斧，水墨畅快淋漓，比一般的写意花鸟画显得更加豪放泼辣，故有“大写意”之称。

那么，徐渭这种独特的绘画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坎坷的经历与心理畸变
　　徐渭水墨大写意画法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与其坎坷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小官僚的家庭，祖父是官员出身，因获罪被充军戍边。其父徐鳃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徐渭为妾室婢女所生，且出生不久，其父就撒手归天，因此自幼没能得到父亲的庇护。徐渭从小聪明伶俐，6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记忆力超群，自称“书一授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至10岁那年，家况急剧败落。出于生计考虑，其嫡母苗氏遣散了家中的奴仆，并将其生母也卖了出去，活生生地拆散了骨肉之情，这给徐渭童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抹平的创伤。
　　此后他虽然更加自信地去读书以求功名，但是由于当时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限制，自中秀才后便与科场无缘了。到了20岁，徐渭结识潘氏并入赘潘家。夫妻恩爱，三年后生有一子。然不久潘氏因病而卒。之后的数年中，徐渭生活更加清贫。37岁时，徐渭以才名被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其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胡宗宪由于严嵩案被捕。徐渭因主子犯事受到恐吓，终患精神疾病，前后自杀达九次之多，且都是极端的方式，如头部撞墙、钉子锥耳、锤子击肾囊等方式，最后因狂暴不禁而杀继室，终酿惨祸，为此入狱达七年之久。这一变故以及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徐渭的命运。
　　晚年的徐渭更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时常“忍饥月下独徘徊”，让人唏嘘不已。陶望龄这样描述道：“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万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所受物人人题识，必偿已乃以给费，不给馁饿，不妄用也。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生活的艰辛，使得他经常变卖家产及多年珍藏的文玩勉强度日。
　　以上可见徐渭一生十分悲惨。这种经历无疑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他在艺术创作中的任意挥洒，借题发挥，乃至无所不为，亦形成了其“癫狂怪诞”的性格。
3、然而，此种疏狂的性情正是成型于牢狱生活。狱中的徐渭仍未忘诗文书画创作，名作《题墨葡萄诗》即作于此时：“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如其人，愤世嫉俗，标新立异，是为人生之大写意。表现在绘画中的线条皆奔放酣畅，如疾风骤雨般一气呵成，给人以生动感。如《墨葡萄轴》，此画结构奇特，似不经意，湿笔饱墨，横杆顺着枝藤淋漓而下，藤条错落低垂，枝叶分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达到了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
事实上，在徐渭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以这样一种心态和性情去支配其创作时，就形成了他自由的创作情态与反叛的精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艺术表现上诡异怪诞风格的形成。
如徐渭的诗歌《雪竹》：“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他还将愤怒发于笔端，借物言志。正所谓“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把作品当成情感抒发的载体，在画中倾注内心不满的情绪。世事对徐渭有如《画雨竹》所云：“叶叶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徐渭笔下之竹是通人性的，那应景而生的枝叶，是以斑驳离乱的墨色，和仿佛破土自出的墨块表现，寄寓着徐渭率真的感情。又《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纵有满腹经纶，却落得一生贫贱的悲惨际遇。于癫狂中更体现了他坚定清白操守与不苟求富贵的气节。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徐渭《牡丹图》上也有题绝句：“四十九岁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徐渭作过多幅泼墨牡丹，并非着意表现牡丹的美丽富贵，而是借泼墨牡丹喻示自己贫愁潦倒但耿介傲岸的身世个性。袁宏道对徐渭畸狂性格的总结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最终，徐渭于1593年抱愤而逝，年73岁。死前身边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条席子也没有，可谓凄惨悲凉。

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

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物象蕴含的生韵。

他笔下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让人震撼。正如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来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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