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古代也是言文分离的。
在远古,比如甲骨文、金文时代,因为书写难度相当大,因此书面语肯定比口语简约,节省文字以节省时间、物力和精力,当然可能二者的距离还不像后来那样大,或许相当于现在的日常口语和文艺作品中经过加工的口语的区别。但越到后来,言文分离的距离越大。
看扬雄等人的《方言》,就记载了不同地区对同一词汇的不同方言词汇。可作言文当时已有分离的明证。
到宋明清时期,不但出现了夹杂口语的大量语录文体的出现,而且出现了白话小说。从中也可看出,在不同的场合,是有言文一致还是分离的区别的。
像大臣向皇帝上奏章,里面的文字就文言居多,日常中应当是文白夹杂,不同的人之间程度也不同。士人之间文或许多一些,一般民众与士人之间或许白的比重在加大,到了一般民众,就基本上只是白话了。
方言自古有之,古人说的话首先是自己的方言,不同方言间的人使用官话(古代通用语,就像今天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一样)。方言不断在变,官话也不断在变。文言文作为古人说的话的书面语,虽然比较稳定,但是跟口语相差到一定距离后也会逐渐改变的。
所以,古人说的话,只能说是古代的方言,而在与不同地方的人交流时用古代的普通话!所以是哪的人当然就讲哪的话了!如果是当官的或是有身份的人,很多讲官话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了。不过官话也不只一种,也是分地域的。
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 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称为官话,清代又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而官话一词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古代人说话与白话相去不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于是一般的人就认为文言与白话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从来就是如此。如果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与少数存留下来的一些白话文学作品相对照,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这一点可以参考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便很清楚。除此而外,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留下来的朱批中就有从白话到文言的的修改。光绪十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批阅奏折。其中有一份朱批原来写着“你们作督抚的”应如何如何,后来又在旁边用小字注着“尔等身膺疆寄……”,这就是从所谓活生生的口语变成文绉绉的文言的典型材料。再看元朝的白话碑,明太祖朱元璋立于孔府的碑石,都是皇帝官府的命令,但都是彻底的白话,与史书所载文言的诏书完全不同,的确证明文言与白话之间差异很大。但如果秦汉上古看来,文言与白话未必就有这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古人说话大多是文绉绉的,不大有所谓文言与白话的不同。
虽然古代的白话材料我们今天已经不易得到,但由于南方方言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方言口语中去窥测古代人说话的样子。以厦门话为例,在日常口头语中就很多是今天所说的文言形态,如中国人最普通的问候语就是“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问人家“有没有?”厦门话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这里的“抑”字的用法,现在只能在文言文里读到,如“抑或”一词,但却正用于今天厦门地地道道的口语里。所以上古文献中我们读来不易的文言其实恐怕都是当时的口语。如果认为上面的实例过于简单,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些稍复杂的例子来。厦门人批评操之过急的人常说,“未曾学行,就要学飞。”亦即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学着飞。“未曾”二字是典型的文言,但在厦门却是口语。再有十数年前颇为流行的通俗歌曲“酒矸倘卖无?”,差不多所有非闽方言区的人都不知其为何意,但厦门人却很明白这就是“有没有空酒瓶可卖?”的意思。将无字放在句末,又用上“倘”字,是文言的表达方式,但至今却仍用于方言的口语中,可见文言与白话在古代相去的确不远。当然,厦门人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古代的文言,因为现在“抑”寥纭鞍?保?拔丛?钡摹霸?倍寥簦?ing〕,就连说话者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这些字眼了。其他方言也有类似现象,不遑多举。
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至为激烈,先知先觉们多认为文言是统治者创造出来愚弄老百姓的东西,甚而认为汉字的难学难认也是治人者有意为之,因而有人至于主张将汉字丢到毛厕里头去。其实平心看来,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以及汉字的繁难复杂本来是语言文字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要形容的事物越来越多,要表达的感情越来越丰富,语言文字也就发生了从简到繁的变化。上古时代多是单音节词,亦即一字一词,为了表示更多的内涵,一是增加汉字,二是出现双音节词乃至多单节词;在口头语言方面也是如此,越简单的话越容易含混,于是用词时就不但增加了音节,而且改变了表达的方法。这些改变不但是汉语本身发展的缘故,还与外来影响有关,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文化的东来,双音节显然增多。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南下,也肯定要对口语的表达方式有所影响。人随时随地要说话,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写文章的,显然口头语言的变化很快,书面语言的变化就比较慢,因此逐渐地,文言与白话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文言白话明显为两途。
其实文言本身非无变化,我们只要看看《尚书》里头那些诘屈聱牙的篇什与清末的新民体文章的差距,就可以了然了,但这种变化与白话的变迁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文言与白话距离逐渐加大以后,识字者与文盲之间,上层社会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既能说白话又能识文言者,自然比只能讲白话而写不来文言的人要高一等了,于是人为的差别又更加大了方言与白话的距离。白话文并非从五四运动起才有,晚清已经有不少人将口语写成了文章,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使文言文在二三十年间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白话文的一统天下,现在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异几乎已经不存,但会写典雅文字的人也没有了。据说修清史的事将要提上议事日程,不知是用文言撰述呢,还是用语体文来写?
肯定不是普通话啊,普通话是解放后规定的,应该是半白话半文言文! 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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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都不是,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 白话文学史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3楼,从春秋时就有官方语言了,各国以周语为崇,又因各地口音而出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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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乐府收集的民谣以及南宋时期的民歌来看,古人对话更接近于现在所谓的半文半白,而唐宋时期的大部分诗词作品更说明了这一点。下列南宋民歌以供参考
月子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
几家飘零在外头?
相对而言,古文书籍中使用的文言文更接近于一种文学体裁,更可能是上层士大夫阶级所独有的形式,因为很多文字过于精简、精辟,这很难以在民间传开。
楚王曾闻野有贤,求之未果,亲至其庐,贤人答曰:然。
楚王不得其解,归后三年方悟,又至,问贤人可否,贤人又曰:然
楚王郁郁而归,复三年方悟,复至,问贤人,贤人仍曰:然
楚王口飙鲜血,卒之。
上述笑话,原文不大记得了,但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故事是说,民间不可能存在这种问答,它不符合日常生活需要。我记得百家讲坛还是哪里,曾经提及过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