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其一是“自污”。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一时权倾朝野,不仅自己封侯,门生故吏也多得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重权显位。为防功高震主,引起朝廷猜忌,一向谨慎自律的曾国藩做了很多严重有悖勤俭廉劳修身准则的荒唐事,比如娶小妾、收人礼品,甚至有说法称其在直隶总督任上还贪污20万两而为御史弹劾——这个御史后来证明也是湘系的人。
曾国藩之所以在功成名就后如此给自己抹黑,不是说他志得意满、躺在功劳薄上得意忘形了,相反,他深知“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但太平天国后还有捻乱,湘系上下富贵又不能允许曾国藩激流勇退。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为了不被主子猜忌、不被同僚边缘化,不得不主动往自己身上泼污水,自毁名誉以求自保。而且边自污边自慰:“建非常之功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于抑郁牢骚。然盖世之事业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曾国藩的心机没有白费,自己终得善终。
事实上,古之名臣,自污者甚众。战国时期坑杀40万赵卒的白起,文革期间的郭沫若,都有不少不自污无以自保的“忍辱负重”之举。比如郭沫若,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何在晚年“创作”了那么多低劣谄媚的所谓“诗”,骂其为享富贵沦为“无耻的歌德派”。然而史载其子郭世英、郭民英“文革”中自杀后,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郭民英的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曾国藩有“曾剃头”之称,他的弟弟曾国荃人称“曾屠夫”,经常是攻下一座太平军的城池即允许士卒烧杀抢掠,据称攻克天京后更是大开杀戒,把天国财宝洗劫一空,再放几把火消灭罪证。网上一篇文章引述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记叙: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连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天京城中,惟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湘军又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整个天京至少有10万多人被杀”。
以儒家自守的曾国藩为何如此狠辣,后来对太平天国有了更多了解,逐渐认识到,曾国藩在多年与太平天国对抗中,可能已经不仅是以官视匪,而是将太平天国看成反儒家的异教徒。从今日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这是一个以迷信发动群众、以恐怖治理国家的宗教政权:领导人争权夺利、荒淫无度、手段暴戾,对待自己人都动辄挖眼、点天灯。他们把自认不符合拜上帝教教义的一切事物都妖魔化,将清朝官兵称为“清妖”,显然并未将曾国藩等看成人,而是必须消灭的渎神者。对于太平天国,曾国藩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消灭,就变成正统儒家思想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正义之举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曾国藩对待太平军的做法,可能更有面对“非我族类”而铁血捍卫儒家文明的决绝狠厉。
宫玉振教授的《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一书,其中把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总结凝练成九个字,重、耐、浑、明、辣、慎、暇、裕、强,这是中式领导者为人行事的俗世智慧。
曾国藩说,“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第一贵在忍辱耐烦”。他曾经被京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这是倔强,也是忍耐。
曾国藩说,“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需泰然处之”“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也是我们的信念:尽人事、听天命,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到最好,无愧于心。如此,才能以平静安然的心态坦然地去坚守使命,去面对一场又一场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