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两个原因:
1、谥号的功能是对死者一生的行迹进行评判,“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谥法解》),所以从功能源头上而言,它并不具有唯一性。——当然,随着制度的发展,到后世逐渐严密,同一个帝系谥号变得唯一了。
2、春秋时期,谥法还不严密,还没有后世那一整套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在春秋时,同一国内往往有国君的谥号重复。
举个栗子:除了题主所说的这两位外,宋国还有两位昭公,卫国有两位庄公,晋国两位国君谥号同为文(晋文侯、晋文公),两位同为昭(晋昭侯、晋昭公)。
最后说说题主所讲的这两位宋桓公。其实我们提到宋桓公大多是指第一位。第二位在历史上提到时,大多叫宋桓侯,——这也是宋国国君中唯一一个被称作“侯”的。而在《史记·宋世家》中,干脆把他叫“宋辟公”,这显然是错误的,辟是他的名字,在这里司马迁搞错了,他甚至还把杀死宋桓侯而自立的剔城肝(即子罕)当成了是宋桓侯的儿子。——其实这从侧面说明了这位宋桓侯是何等的没有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