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缸救人的司马光长大后做了什么卖国求荣的事情？

司马光在现代的名气是非常大的，他砸缸救人的故事被编入教科书，每个人都在小学时读过这个故事。司马光还编修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历史地位。不过，司马光的为人却让人诟病。司马光性格偏执，又认死理，同时又深陷党争之中，在宋哲宗时代任职宰相期间曾多次采用不光明的手段对付新党人士。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西夏派使者向宋朝朝贡，要求宋朝归还元丰年间宋朝攻占的兰州、米脂等五砦，当时任宰相的司马光向宋哲宗建议：“元丰年的战争，是我们先发兵的，所占的这些营寨都在西夏的境内，现西夏归附称臣，如果不还的话，西夏人必定会说，宋朝新帝即位，我们西夏谦卑地送上贡品，竟然都得不到许诺，那称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西夏会启战端，攻陷城池。那时再归还的话，就是宋朝之大耻。况且驻军营寨本就没有什么大用，因这无用之地而发动战争，是国家的忧患，也得不偿失。”

《宋史夏国传》记载：“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贡。六月，复遣讹啰聿来求所侵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言：‘此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砦，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宜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之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时异议者众，唯文彦博与光合，遂从之。”

西夏要求归还的这些土地，其实是在元丰四年 ( 1081) 时宋朝攻夏过程中夺取的。当时西夏内乱，宋朝制订灭夏的战略目标，发动五路大军数十万军队攻夏，虽没有达到战略目的，却仍然占据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而宋朝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数万军队。如今司马光竟打算轻飘飘的一句话还就把这些领土还回去，这种行为跟卖国没有什么区别？

司马光的建议中至少犯了几个错误：

1.元丰年间的宋夏之战确实是宋朝发动的，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宋朝发兵时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况且在外交上宋朝也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无端攻打西夏；

2司马光竟说这些营寨属于西夏的领土？自宋朝建立以来，不仅这些领土就是大宋的领土，整个西夏名义上都是大宋的领土。李继迁叛变自立，建立西夏，夺了这些领土。站在宋朝的角度来看，宋朝怎么能去承认这是西夏的领土呢？

3.司马光竟认为宋夏再启战端，宋朝会打不过西夏，这些领土同样会丢失。不管宋朝和西夏军事实力对比如何，从战争的角度上讲，这种话司马光都不应该说出口。元丰年间的大战，宋朝虽没有达到战略目，最终退兵，但西夏人损失同样惨重，无力再战。如果再启战端，仍然胜负难料；

4.司马光竟认为宋朝占领的兰州、米脂等五砦只是无用之地。这些都是属于军事要地，否则西夏就不会要求归还了。退一步讲，就算是无用之地，也属于国家领土，也应寸土必争，怎能轻易放弃？

从司马光的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是害怕宋夏再启战端，为了安抚西夏，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司马光提出这个建议，至少还有几个他自己无法启齿的原因：1.宋夏战争是在朝中新党掌握朝政时做出的军事决策，取得的战果也跟司马光无关。司马光任宰相后，对新党实施变法的举措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停止，包括军事战略；2.宋哲宗刚刚继位，朝廷不稳，宋夏如再爆发大战，对朝廷不利。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打算割让这些土地给西夏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党争。

司马光的建议提出之后，朝中大臣除了文彦博之外，大多数大臣都反对。时任枢密使的章惇看到司马光的这种卖国行为，竟大骂司马光是村夫，没有能力。章惇于元丰三年（1080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于元丰四年（1081年）被短暂罢免，不久又重新任宰相。这段时间恰逢宋夏大战，章惇显然也参与决策，他知道宋朝夺得这些领土并不容易，那是边疆数万军队用性命和鲜血换来的领土，绝对不能就这么还回去。可惜没过多久章惇又被贬职。元祐八年（1093年），章惇重新为相，同时对旧党进行打击，他曾建言宋哲宗挖司马光的坟墓。可见，章惇心中有多恨司马光。就司马光割让领土这事而言，司马光的建议显然越过了章惇的底线。

不过幸运的是，司马光这地并没有割成。当时有一名大臣叫邢恕的建议，这是边疆大事，应该咨询一下曾在西北呆过的大臣的意见。于是咨询了当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孙路，孙路在西北呆过四年时间，他告诉司马光，这些营寨都是战略要地，绝对不能丢，否则对大宋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恍然大悟。

《宋史孙路传》：“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按照这段史料的记载，当时朝廷应该是拒绝了西夏归还土地的请求。不过，一些史料记载了后续的事情，表明当时宋朝并没有完全拒绝，而是反复与西夏进行谈判。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西夏再派使者来宋朝，再次要求归还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四砦（少了一砦，可能是史料记载有误），提出的条件是可以归还元丰五年（1082年）9月永乐城之战抓获的宋朝将领和士兵，宋朝答应了这个请求，并派金部员外郎穆衍参与交割事宜。元祐四年（1090年）二月，西夏归还永乐城之战抓获的俘虏，宋朝也归还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不过双方就四砦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还存在争议之处。一年多以后，宋夏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宋史夏国传》记载：“（元祐）四年二月，始遣使谢封册。六月，稍归永乐所获人，遂以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砦与之，而画界未定。

可以看出，宋朝最终还是归还了元丰年间以数万军队的损失夺回的领土，不同的是并不是无偿归还，而是要求西夏归还宋朝永乐城之战战败被西夏活捉的俘虏。元丰五年（1082年）9月的永乐城之战，宋军战败，损失2万余军队，至于被活捉的士兵有多少，就很难知道了。

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后面以领土换回被活捉的士兵事宜跟司马光也没有关系。在这件事中，司马光开了个不好的头，司马光也确确实实提议把领土无条件送给西夏，这无疑是卖国行为，只是后来发现自己的错误，再加上朝臣的反对，卖国也没卖成。

宋朝受儒家影响较为严重，采取的又是以文治国的策略，文人好名不好利。越是放弃利益，反而越是彰显其品德高贵，越能博得好名声。有些人放弃的是个人利益，例如王安石，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代，曾经多次拒绝高官厚禄，士人反而以为王安石清高，结果王安石声名远播。有些人放弃的是国家利益，例如司马光想轻易放弃千艰万苦夺得的领土，只为维护虚名。类似于司马光这样的所谓的“名臣”，在宋朝并不少见，包括支持司马光卖国的文彦博和富弼，也包括在《答赵元昊书》中擅自答应给西夏增加岁币的范仲淹。反倒是被后人评价为官场小人的沈括、章惇等人，虽在党争采取了一些不光明的手段，但在面对外敌之时，能挺起腰杆，维护国家利益，痛击来犯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