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隋唐时期民族团结和中外交流的重要人物及其贡献

中日隋唐外交简略：中国与日本早期民间往来从秦朝开始，有些移民迁徙到日本，汉朝开始封日本九州的地方政权为藩王，称亲汉倭王建立官方往来。三国时期依然与九州地区核心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封为倭王。晋朝是中日外交关系的转折时期，前期依然封日本地方政府为倭王，但随着日本列岛政治局势变化，尤其是大量中国移民到日本，两国关系开始有变化。晋朝时日本建立了以本州的大和地区为核心的新政权，逐步取代原九州地区的倭王政权，到南北朝中后期时基本与中国断绝官方往来。到隋朝重新统一时，新的日本政权已经不再是早期日本列岛都是原始、奴隶部族的社会，逐渐走向封建中央政权统治，与大陆隋朝也不再愿意保持旧的藩王关系，更倾向平等的独立关系，两国的外交关系也是起伏不定。隋文帝对日本统治者自称天兄，以日为弟的态度就是不以为然，认为违背义理，训令改正。两国关系就有些摩擦，以致日本统治者后来的国书自称“日出国君致日落国君”，让隋帝非常不满，认为无理，让外事部门不要再接受这些无礼的国书。裴世清出使日本让两国关系缓和，尽管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推古天皇、圣德太子、苏我马子等都是中国文化的推崇者，但是显然都不愿再按照汉晋时期的藩王臣属关系确立两国关系，没有接受隋朝的册封，不再承认倭王的称呼，两国的关系也暂时中断。唐朝建立初期，日本始终没有与唐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显然因为百济和新罗同时称臣于中国、日本，中日双方在两国地位关系确立上有矛盾。直到唐太宗即位后的630年日本才派来首个官方使团，唐太宗表示日本可以不定期进贡，比百济、新罗等藩属国地位提高些，但日本的态度仍不明确。在次年唐太宗派新州刺史四品级官员高仁表前往出使日本，因为与日本王子争礼仪，首次外交出访中止。这显然是对中国不尊重的结果，也反映了日本国内对中国态度的转恶。对立情绪也体现在十年后大化改新开始的排挤、压制大陆移民的政策上，也不完全是高仁表个人的责任。而且在这之后近二十年日本也没有主动修复两国关系，反而在大化改新中修改了推古天皇时代执行的中国化政策，不仅把大陆移民迁到远离交通线地区隔绝与大陆联系，改变十七条宪法和以德仁义礼智信六冠礼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治国理念，而且在订立的八级姓氏中，秦汉晋等主要移民集团没有一个姓氏列入前三级。让唐太宗对东部的形势担心的原因也有日本政局的发展，他利用新罗和日本在任那上的矛盾，在648年与新罗结盟，把百济和日本分开，并向新罗赠送《晋书》，支持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大同江为界。面对唐朝展开的东亚战略，日本感到了压力，在唐高宗即位后日本才主动希望改善关系，651年日本以新罗使臣穿唐装为由谴责放归，次年派两个百人使团访问中国考察、学习，但仍没建立官方外交关系。随着朝鲜战局逐步升级，中日两国也日渐走向直接对抗的道路，唐朝一面联合契丹对抗高丽，一面支持新罗抵抗百济，日本暂时还没有直接卷入战争。654年给唐高宗赠送琥珀、玛瑙等礼物，但唐高宗则要求日本出兵援助新罗阻止高句丽、百济攻新罗，两国立场仍对立。660年苏定方率军攻百济，当时日本正忙于平定北方的虾夷，也没能援助百济，唐军攻占百济后主力撤回。661年日本送百济王子归国组织反唐，留守百济的刘仁愿、司马法聪等少数人被百济叛军包围，坚守近半年。至663年刘仁轨和孙仁师、杜爽等先后帅军驰援百济，日本正式公开参战，主要是因为在百济的唐军万人，援军也仅七千，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前往汇合百济军作战，在白村江战役中人数占优的日、百联军仍被唐、新联军击败。日本在战败后才开始修复与唐朝的关系，唐朝也积极执行和平外交。两国交往的外交使节地位都大幅上升，665年唐朝派朝散大夫、上柱国刘德高和朝散大夫郭务悰出使日本，其中刘德高是上柱国正二品的勋位，比最早的刺史四品官高很多，可见中国是真心希望与日本恢复和平。667年唐军在高句丽战场上也取得优势，这年同样是上柱国二品的司马法聪出使日本，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基本走上正轨，中国也没有让日本称臣，保持平等关系。731年日本对新罗的大规模进攻被打退后，东亚地区激烈的战争就基本结束，恢复了长期的和平局面。这以后直到唐朝末年，中日两国相互派遣使臣，尤其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任职。中日两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往在两百多年间和平发展，极大增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历史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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