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日：“性犹杞柳也，义犹杯_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_。” 孟子日：“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_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_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_，则亦将戕赋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这一章里告子分别对性和义作了比方，朱熹《集注》说：“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在告于看来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资质，而仁义是受社会规范的结果，所以他把性比作自然生长的杞柳，而把仁义比作加工杞柳而成的杯_。孟子显然不赞成这个比方，提了三个反问，最后指出告子言论的危害。笔者以为这里不存在辩论的问题，只能说他们二人对性与仁义的理解不同，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比方而已，告子以为性与仁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人可以行仁义，那是社会对性进行了加工，好比把杞柳加工成了杯_。孟子则以为人性固善，那么顺着性的发展，就自然会符合仁义，所以人们做善事不是对天生的性进行了加工改造的结果，只是顺应了性的生长没有危害它而已，以致他不愿意把性与仁义的关系比喻作杞柳与杯椿的关系。 来源：科技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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