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贾易传》
贾易，字明叔，无为人。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易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年逾冠，中进士甲科，调常州司法参军。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讫去，郡中称平。
元祐初，为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左司谏。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并及文彦博、范纯仁。宣仁后怒其讦，欲谪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怀州。御史言其谢表文过，徙广德军。元祐二年，提点江东刑狱，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馆，彦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苏辙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员外郎，孙升以为左迁。又改国子司业，不拜，提点淮东刑狱。复入，为侍御史。上书言：
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故治道不成，万事隳废，恶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无告；愁叹不平之气，充溢宇宙，以干阴阳之和。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无及时预备之计，衣食之源日蹙；无事之时尚犹有患，不幸仓卒多事，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故士君子无可用之实，而愚不肖充牣于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长，背上欺君之风益扇，士气浸弱，将谁与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徼利苟免之奸，冒货犯义之俗，将何所不有。
今二圣焦劳念治，而天下之势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忧。是犹寝于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为安，可不畏乎？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则莫若明目达聪，使下无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责，则莫若询事考言，循名责实。欲生财不逆其道，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末作，崇俭约而戒奢僭。欲教养必以其方，则莫若广详延之路，厉廉耻之节，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召对延问，以观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罢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则莫若赏以劝善，刑以惩恶，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 *** 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为矣。其言虽颇切直，然皆老生常谈，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
苏轼守杭，诉浙西灾潦甚苦。易率其僚杨畏、安鼎论轼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诏下，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易遂言：“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转运副使，徙苏州、徐州，加直秘阁。元符中，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进右谏议大夫。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改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未满岁为真。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寻入党籍。卒，年七十三。
宋史 贾易传文言文翻译：贾易，字明叔，安徽无为人.七岁就成为单亲孩子.母亲彭氏，通过织布维持家里的开支，每天给贾易十钱（古时货币单位，不知换到现在相当于多少），让他去读书.贾易不舍得花一分钱，每十天就把钱积一起还给母亲.到过了二十岁，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常州的司法参军.认为自己为读书人懂法例，不能把法令法规闲置做摆设，新年开始讨论整监狱，只求法令要符合情理，因而说：“情理若与法令相存，法令反而能得到更好的实施.”到他调离常州时，县中已经是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宋史·贾易传》原文：贾易，字明叔，无为人。
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
易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年逾冠，中进士甲科，调常州司法参军。
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讫去，郡中称平。
元祐初，为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左司谏。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并及文彦博、范纯仁。
宣仁后怒其讦，欲谪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怀州。御史言其谢表文过，徙广德军。
元祐二年，提点江东刑狱，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馆，彦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
苏辙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员外郎，孙升以为左迁。又改国子司业，不拜，提点淮东刑狱。
复入，为侍御史。上书言：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
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
故治道不成，万事隳废，恶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无告；愁叹不平之气，充溢宇宙，以干阴阳之和。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
故公私困弊，无及时预备之计，衣食之源日蹙；无事之时尚犹有患，不幸仓卒多事，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
故士君子无可用之实，而愚不肖充牣于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长，背上欺君之风益扇，士气浸弱，将谁与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徼利苟免之奸，冒货犯义之俗，将何所不有。今二圣焦劳念治，而天下之势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忧。
是犹寝于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为安，可不畏乎？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则莫若明目达聪，使下无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责，则莫若询事考言，循名责实。
欲生财不逆其道，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末作，崇俭约而戒奢僭。欲教养必以其方，则莫若广详延之路，厉廉耻之节，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召对延问，以观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罢之。
欲人心皆知所向，则莫若赏以劝善，刑以惩恶，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 *** 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为矣。
其言虽颇切直，然皆老生常谈，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苏轼守杭，诉浙西灾潦甚苦。
易率其僚杨畏、安鼎论轼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诏下，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
易遂言：“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
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
除京西转运副使，徙苏州、徐州，加直秘阁。元符中，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进右谏议大夫。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改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未满岁为真。
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寻入党籍。卒，年七十三。
译文：贾易，字明叔，没有为人。七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彭氏，以纺织自给，天和易十钱，使学习。易不忍心让一钱，每十天，就又回到了。
年过二十岁，中进士甲科，调常州司法参军。从以儒者不熟悉法令，每年议案，唯求符合人情，说：“人们在哪里，法律也在那里。”
结束了，郡中公平。元佑初年，任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任左司谏。
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互相攻击，于是弹劾陶党羽苏轼兄弟，以及文彦博、范纯仁。愤怒的攻击宣仁皇后，想被的，吕公著救的力量，在怀州知州。
御史说他感谢表文经过，将广德军。元佑二年，提点江东刑狱，召任为殿中侍御史。
于是上疏文彦博到和建立储备的建议是不一样，宣仁皇后命令交付史馆，彦博不安，最后解平章重事而去。苏辙为中丞，易引前求避嫌疑，改度支员外郎，孙升认为降职。
又改任国子司业，不接受，提点刑狱淮东。再进入，为侍御史。
上书说：天下大势可以畏惧的五：一是上下互相欺骗，而毁誉不能真实。所以君主的聪明阻塞，下情不能上达；邪正没有区别，而君子之道天消，小人的朋党日进。
二是政事得过且过，而做官的人不承担责任。所以治理国家不成，万事毁坏，恶吏市奸邪而自由，良民弊病而无报告；叹息不平之气，充满宇宙，以干阴阳的和谐。
三是经费不足，而生命财产不得其道。所以公私困乏，没有及时预备的计划，衣食之源日益缩小；没有事的时候仍然有担心，不幸突然很多事，那么狼狈走投无路而失败来了。
四是人才废缺，而教育不以其方。所以君子不可用的事实，而愚昧不肖充满在朝廷；污染与苟且容身的一般生长，背上欺骗你的风更加盛行，士气逐渐削弱，将与谁立太平的基础。
五是刑赏不当，而人心不知道方向。因此以非为是，以黑为白，互相欺骗，因为没有在上面；爵位的以高俸禄而不加劝勉，杀了他们以公开处罚而不加恐惧，以利苟且偷生的邪恶，假冒货物侵犯义的习俗，将什么都有。
现在二圣焦劳念头治理，而天下的形势就这样，任事的人不能不担忧。这就像躺在柴堆上的，火还没来得及这样。
jià
①同“价”，价格；价钱。《卖柑者言》：“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②同“价”。钱；本钱。《记王忠肃公翱事》：“如有营，予佐尔贾。”
gǔ
①卖；出售。《汉书·宁成传》：“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②买；买进。《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平子每岁贾马。”
③泛指做买卖；经商。《韩非子·五蠹》：“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④商人。《齐桓晋文之事》：“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
⑤招引；招致。《中山狼传》：“今老矣，不能敛华就实，贾老圃怒。”
jiǎ
姓。
【辨】贾，商。“商”本指运货贩卖，“贾”本指囤积营利，即所谓“行商坐贾”。
jingrui haining
贾易，字明叔，安徽无为人.七岁就成为单亲孩子.母亲彭氏，通过织布维持家里的开支，每天给贾易十钱（古时货币单位，不知换到现在相当于多少），让他去读书.贾易不舍得花一分钱，每十天就把钱积一起还给母亲.到过了二十岁，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常州的司法参军（就是官衔）.认为自己为读书人懂法例，不能把法令法规闲置做摆设，新年开始讨论整顿监狱（或译为刑法更为贴切），只求法令要符合情理，因而说：“情理若与法令相存，法令反而能得到更好的实施.”到他调离常州时，县中已经是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
七岁时能做文，参加太学考试，有关部门想举荐他具备孝、悌、睦、渊、任、恤、忠、和等八行，刘一止说：“品行是士人应该具备的。”不就。
中进士及第，任越州教授。参知政事李邴推荐他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初年，召任馆职，他大略说“：事情不能成功的，患在于不做，不患其困难，圣人不怕多难，通过难而图谋事情。如果不去做，而等待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有这样的事吗？”高宗称赞他说得好。
并且晓谕近臣认为他所言剀切符合治国之道，打算超擢使用，执政不乐，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郎。主持两浙地区的省试，以科举考试刚刚改变，要得到精通时务的人，同列官员都恐怕没有这样的人。
刘一止从中取出一份试卷说“：这位应该为第一名。”开启号码原来是张九成，众人皆叹服。
迁任监察御史。上奏说：“天下治道，众多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坏而有余，君子虽多道则孤，小人虽少而势力容易蔓延，如不加以觉察，那小人伺机而入就会败坏朝政了。”
又说“：陛下怜悯固有的弊端没有铲除，颓废的朝纲没有振兴，民困财竭，因此设立机构讲求研究，但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并有似是而非的议论欺骗陛下，说什么‘这样将失去人心’。所谓失去人心，必定是由于刑罚过于严苛，赋役过多，好坏不公，赏罚不明，如果这些都不存在，那么所失去的不过是小人之心，有什么弊病呢。”
当时各种事情正处于草创时期，有关部门以吏所省记作为法度，官吏因此勾结为奸，刘一止说：“法令都在，官吏依然营私舞弊，况且一切听凭省记，想任官就引用任例，想夺官就引用夺例，任夺在他的嘴上，弊病能够胜数吗？请将省记之文刊定颁行，这样才能杜绝奸吏玩法受贿的弊端。”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过了一年才写成。 秦桧请求设立修政局，刘一止说：“宣王内修政事，不过修明外御敌人的政事而已。
现在所修的，不过是簿书狱讼、官吏选降、土木营建等事务，不见得是当务之急。”又说：“人才进用太快，任官有的不经过铨选，朝廷官员只进不出，外任官员虽有特殊才能，不被召用，不是军事而起复，都是侥幸之门没有堵塞的原故。
请选用近臣中通晓财利的，仿效刘晏之法，沿海设置官司以制国用，在乡村设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增加监司权限。”
后来他的意见多被采用。 迁起居郎，上奏言事，高宗对他说：“你是由我亲自提拔的，从六察迁二史，祖宗时有几人？”刘一止拜谢说“：先朝只有张赝、李木兑两人。”
并极力陈述堂吏宦官之害，执政扶植私党，没有忧国之心。次日被罢免，主管台州崇道观。
召任祠部郎、知袁州，改任浙东路提点刑狱，任秘书少监，复任起居郎，擢任中书舍人兼侍讲。莫将被赐出身任起居郎，刘一止奏：“莫将因上书赞同和议，突然自太府丞到从班，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我原是同他同时任命，希望将我同他一起罢免。”
朝廷没有回答。 迁任给事中。
有一人名徐伟达，曾经事奉张邦昌任郎官，这时被任知池州，刘一止说：“伟达既然出仕伪廷，今天又将一郡交给他，无以昭示天下。”孟忠厚请求担任郡守，刘一止说：“皇后亲属像孟忠厚这样学习文化的可以担任郡守，以后有援引此例的，又怎么能够拒绝呢？”汪伯彦知宣州入朝觐见，诏令因他是原元帅府旧人，特依照现任宰执给予俸禄，刘一止说：“汪伯彦误国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官职而俸禄等同执政，大概与他时不是待制而视同待制、不是两府而视同两府类似了。”
高宗都因此废止。对显贵亲近的所有请求，即使是小事也争执不放。
御史中丞廖刚对僚属说“：台官应当谏言的，都让刘君先说了。” 居此官百余天，上奏不断，当权者开始忌恨他，上奏：“刘一止同周葵推荐吕广问，迎合李光。”
刘一止被罢免，提举江州太平观。进为敷文阁待制。
御史中丞何若上奏：“刘一止朋附李光，傲慢蔑视皇上。”刘一止被落职，罢祠。
过了八年，请求告老还乡，复职，退休。秦桧死后，召他到朝廷，刘一止以病不能拜谢，极力推辞，进为直学士，退休。
去世时八十三岁。 刘一止淡泊寡欲，曾教诲他的儿子说“：我平生任官通达坎坷，听凭自然，不投机取巧，因此方寸之间自有乐地。”
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做文不讲求纤刻，草拟制诰坦明有体，书诏一日数十都能按时办理，曾说：“训诰，是赏善罚恶之词，岂能过分溢美、怒邻骂坐而为呢？”他草拟的颜鲁公孙特命官制诰十分优美，高宗叹赏，亲自手书。诗词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阅读后说：“词语不是从人间得来的。”
著有类稿五十卷。
从中西文化竞争对立、互融共构视野中的文化批评，到以精神强健为目的的人学批评，再到立作家、立文学、立读者、立人国，这就是早期鲁迅的文学批评体系.其特点是开放性中包含着严密性，内部研究联系着外部研究，宏观文学批评中融化着微观文学批评，浑然一体，气息相通.它不是通常所说的浪漫诗学或文化诗学，它浓缩了鲁迅全部的人生追求和文学文化追求. 鲁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是《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1907年所作，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河南》月刊是当时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于1907年冬创办的一个反清爱国的革命刊物。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当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学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杂志，来提倡文艺运动，目的是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后因人力物力缺乏，《新生》刊物无法创办，故他把原为刊物撰写的五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投寄《河南》月刊发表了。
其中《摩罗诗力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早年的文艺思想及美学观点。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应时而作的。
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摩罗诗力说》是“五四”运动 前，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巨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文中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少段落读起来琅琅上口。从认识水平上，《摩罗诗力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高的作品，这可以从晚清的有关报刊、文集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中得到印证。
因此，要想了解鲁迅先生如何洋为中用，对旧传统、旧文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以及鲁迅先生为何要以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鼓吹“恶魔诗人”、“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爱国诗人”的精神，大胆提出冲破禁区、扫荡迷信，大力宣扬救国救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就必须去读一读这篇《摩罗诗力说》。
全文： 太史公自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
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
白话译文：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
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
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
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
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
太史公有子名迁。 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 ，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
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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