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特征的领导力量应有哪些特征？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