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说：舜囚尧，与其他史书相反，你相信禅让制吗？

相较于《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个人更倾向于禅让制。

成书时间

《竹书纪年》是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相对比较简略，成书时间是战国时期。

禅让制这一说法来自于《尚书虞书尧典》：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当然，也有人质疑《尚书》的版本，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留下了诸多遗憾。

众所周知，《书》是孔子所编纂而成，成书时间为春秋中叶，早于《竹书纪年》。《论语尧曰》的第一句是这样的，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么说来，至少在孔子这里，禅让制为真。

从成书时间上说，《书》远早于《竹书纪年》。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从古墓里出土了一堆早期的竹简，就能证明它又多权威，而我们手上的资料全错了。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需求也不同

其实，五帝时期，所谓的国家不过是黄河流域的一些部落。酋长通过部落民众选举或前任酋长的禅让而产生，也算是合情合理。难道这世上刚出现人类，就有了家天下的世袭君主制度了吗？这显然是不合乎常理的。世袭君主制度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产物。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人一生下来就如一张白纸，那时几乎是心无杂念，所以，小孩子是比较听话的。过了几年，他接触的东西多了，家长就会有这样的烦恼，突然感觉说话渐渐不好使了。等他长大后，家长的话就彻底成了耳边风。

五帝时期人类的发展亦是如此，五帝时期的民众从母系氏族转换到父系氏族，能有什么需求呢？满足简单的温饱需求就非常满意了，当然是能者居之。那么，部落首领得到什么好处了吗？我看未必。无论是舜帝还是大禹，都为部落或国家的发展操碎了心。

正如秦二世胡亥所言：尧、舜住的是茅草屋，吃饭用土碗，喝水用瓦盆，连看守城门的人都不如，大禹为了治水，亲自拿着铁锹，双腿整天浸泡在泥水里，小腿上的毛都掉光了，比奴仆还辛苦。像舜、禹，虽贵为天子，事事躬先士卒，当这样的国君还有什么意思呢？

夏启之后到了夏朝帝启之后，渐渐地有了家天下这样的概念，国君便把天下的一切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时，人们的需求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普通的温饱，而产生了占有的想法，然后为了占有便有了争夺的想法。

因此，禅让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的人理解不了，并不能代表上古时期就没有存在过。敢问，面对洪水滔天、天下陷于一片汪洋之时，让你就帝位，你会愿意吗？所以，那时的帝位对今人而言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竹书纪年》观点的权威性

个人认为，《竹书纪年》不过阐明了战国时期的一些人对于禅让制的一点看法而已。难道当时的一些史官就能对距离那时大约2000年前的历史了如指掌？不过也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推测，更有甚者是为了达成国君的需要吧。

毕竟魏国有这样的需要，三家分晋是周朝自建立以来最礼崩乐坏的一件事情。倘若上古的帝舜、禹都是靠这样的手段上位，那么大约2000年后的三家分晋也似乎并不过分了，至少不会为后人所诟病。如果对几千年前的传说略微加工，便能洗白自己掠夺公室的行为，三晋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竹书纪年》的权威性有待商榷。

结语

社会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同样一件事情，不同时期的人们看法当然不会一成不变。

五帝时期，心无杂念的人们认为禅让或选举制度符合当时的国情；成书于战国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舜囚尧，舜野死”仅仅代表了战国时期魏国对上古时期君主更迭的看法，其权威性有待商榷；今人更应理性地看待此事。禅让制极有可能就是某个时代的产物。或者，就诚如多数人心中的所谓人性论，试问哪个人愿意接受当时五帝的肥差呢？要不，您去治个水试试？就好像，谁都知道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下场，有几人乐意去做那个显而易见的末代国君？

我相信禅让制。因为舜帝跟尧帝都是很有才能，心地很宽厚的人。我觉得舜帝不会囚禁尧帝，尧帝也不会那么轻易被舜帝囚禁。

我相信，因为这些历史在现在人们的探索之下，有了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些古书上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平时多看看这类的书，可以多了解一点历史。

禅让制说法有其名未必有其实。在古代各阶层的人们都有不同的生存问题，特别是处于高位的人，有时需要用一些善意的谎言来维护一个集体内部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