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什么时期传到中国的？

玉米在明代传入之初，尚未列入谷物而被人们视为珍稀之物。如明末学者田艺衡在他的《留青日札》中记载了玉米，书中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

《留青日札》还对玉米的形状进行了描述：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

田艺衡是钱塘人，当时钱塘一带也有种植，他说“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玉米传入后，首先是从山区开始种植的，到明代末年的1643年为止，玉米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西、云南等10省。还有浙江、福建两省，虽则明代方志中没有记载，但有其他文献证明在明代已经栽培玉米。

玉米在我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由明代中期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到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

清代玉米集中产区是中部的陕鄂川湘桂山区、西南的黔滇山区、东南的皖浙赣部分山区，华北和东北的玉米集中区主要在清后期至民国年间形成。

清初50多年，至1700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至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31年至1718年的不到200年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20省。根据我国各省最早的文献记载，其年代的先后并不能代表玉米实际引种的先后，因为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常有漏载和晚载的。

比如广西记载的玉米种植早于甘肃或云南30年左右，早于陕西60多年，早于四川一个半世纪以上，早于贵州差不多两个世纪。

江苏记载的玉米种植也早于甘肃和云南，浙江、福建、广东都早于陕西，四川、贵州20来年以至一个世纪以上。

玉米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这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试种和扩大生产。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产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例如安徽1776年的《霍山县志》记载：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又如河北1886年的《遵化县志》记载，清代嘉庆年间，有人从山西带了几粒玉米种子来到遵化，开始也只是种在菜园里，可到了光绪年间就成为全县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了。可见发展的迅速。

我国本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业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引种以后能够结合作物特性和当地条件，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栽培技术，并且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的许多品种，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食用方法。

玉米刚引进栽培时，除山区外一般都用作副食品。由于玉米的适应性较强，易于栽培管理，且春玉米的成熟期早于其他春播作物，未全成熟前又可煮食，有利于解决粮食青黄不接的问题，因而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主粮。

玉米是明朝嘉靖年间从美洲传到中国的

玉米是在明朝嘉靖三十年传入中国的。

你好，玉米是在16世纪中期（明朝嘉靖年间）传入中国的‌，这是学界公认的主流结论。

1、最早明确记载‌：1531年广西出现了关于玉米的文字记录，1560年的《平凉府志》也留下了玉米的形态描述，是国内现存较早的明确史料。

2、三条传入路径‌：玉米从美洲起源后，通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传入陕甘）、西南陆路（经缅甸传入云南）、东南海路（由葡萄牙及华商带入闽粤）三条路线进入中国，三条路径的传入时间均晚于16世纪中期。

3、后续推广历程‌：传入初期玉米种植范围很小，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借助移民垦荒浪潮在全国山区大规模普及，成为重要的高产粮食作物。

知识拓展：

玉米传入中国后对明清人口增长和农业格局的具体影响

一、玉米明中后期传入、清代逐步推广在明清人口增长中的作用需要客观辩证看待，不能过度夸大：

1、有限的粮食支撑作用‌

玉米在乾隆中期后才在全国山区逐步推广，19世纪中期才实现大规模种植，而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就已突破4亿达到帝制时代峰值，二者时间并不完全同步。据估算，当时玉米和番薯合计仅能提供年人均43.83市斤的粮食，最多可额外供养约3000万人口，并非人口暴增的核心动因。

2、缓解山区人口压力‌

玉米适配山地、贫瘠土地的特性，让大量涌入山区的移民获得了稳定口粮，支撑了此前难以开发的丘陵、山区的大规模垦殖，在局部区域缓解了平原地区的人地矛盾，避免了因耕地不足引发的大规模饥荒，间接保障了人口的平稳增长。

3、非决定性的辅助角色‌

清代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来自康乾时期长期的大一统安定局面、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改革，以及传统稻麦作物的精耕细作增产，玉米只是重要的辅助补充因素，并非“人口爆炸”的核心推手，不存在“玉米决定清代人口增长”的绝对作用。

二、玉米明中后期传入中国、清代逐步推广在明清时期的核心用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核心口粮与救荒主食‌

玉米适应性强、产量高，在清代成为山区垦殖民众的主粮，山民的日常饮食、年成丰歉判断都以玉米为核心，同时它也是重要的备荒作物，能在灾荒时期填补粮食缺口，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

2、多元加工用途‌

民间将玉米磨粉制作馍、饭、糕点等各类主食，还大量用于酿酒，部分地区形成了“以玉米酿酒、以糟饲畜”的配套生产模式，延伸了产业链价值。

3、畜禽饲料来源‌

玉米是当时优质的能量饲料，农户普遍用它喂养猪、家禽等畜禽，支撑了山区种养结合的农业循环模式，提升了土地的综合产出效率。

4、优化农业生产格局‌

玉米适配山地、贫瘠土地的种植特性，让原本无法种植传统稻麦的丘陵、山地得到开发，替代了部分低产的粟、黍等旱地作物，重塑了当时的农业种植结构，推动了山区的大规模开发。

三、玉米在清代推广时间偏晚、整体种植占比有限，它对清代人口增长的贡献‌不宜高估，属于重要但非决定性的辅助作用‌。

1、量化贡献占比有限‌

有学者通过府级数据统计得出，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约14.12%的人口增长由玉米直接推动；而到清末，玉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占比仍不足10%，仅能额外供养约3000万人口，远不足以支撑清代从7000万到4亿的人口总增量。

2、局部区域作用突出‌

在陕南、湘西、广西西北等传统作物难以种植的山区，玉米成为棚民、移民的核心主粮，让大量此前无法利用的山地得到开发，直接支撑了山区的人口聚集，缓解了平原地区的人地矛盾，避免了大规模饥荒引发的人口损耗。

3、因果逻辑存在反转‌

玉米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推广的时间，晚于清代人口突破4亿的节点，并非玉米推动人口暴增，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粮食压力，倒逼民众主动选择种植高产、耐贫瘠的玉米，它本质是清代人口膨胀后的配套解决方案，而非人口增长的核心动因。

清代人口暴增的核心动力来自康乾盛世的长期安定、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以及传统稻麦作物的精耕细作增产，玉米仅起到了补充兜底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