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势,赋承担着它应有的责任。
赋源之于《赋》,演之为股,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
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非常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更促进了它的蓬勃发展,文人士大夫都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所以在它短暂的辉煌中,成为了汉代宫廷生活景致的书写工具。
以上这些其实主要是说大赋。随着形势的转变,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不论从思想内容、体制还是风格都开始有所改变,之前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叠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的作品,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汉代的文学发展到汉末的抒情小赋之时,才渐渐走向大众,关注的重点才落在人民的生活状况上。文学的责任很自然的在末世乱世显现了出来。而至于抒情小赋的形式,也是有利于此的。
将小赋称之为抒情小赋,恰恰说明了文学从赞颂走向自省,从王室走向平民,走向个人的特点。整个汉代的发展在此刻才开始感情的真正流露。而承载它的小赋也有着文体本身的优点。大约末世的心态不适合于长篇的表达。在一种杂乱,匆忙的环境中,更多的文人内心没有持久的耐力,或者说环境并不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力量。
赋走向抒情小赋已经渐渐走出了它的鼎盛。以这种形式结束,以情感为主要抒发内容而结束,反映了汉这个朝代的心理走向,当赋被其他文学形式所代替时汉的文化也慢慢被吸收和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