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现代社会需要“杠精”？

不认为现代社会需要杠精。

杠精”一词在中国社会已流行了一段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在英语中很难确切地对译。英语的dissent（异议）、contradict（反驳）或gainsay（否认）都无法传达出“抬杠”的特殊意味。与此相联系的一点是：“逻辑”一词也是晚清时才从西方借入的音译词，对中国社会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这倒不是说美国人就不抬杠，或古代中国人就不讲逻辑，而是说，不同社会的文化，在看待一件事时的着眼点往往相当不同。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闻香识女人》，其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中校在贝尔德学校礼堂里的一番演讲可谓掷地有声，既有说服力也有逻辑性，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赞同。但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场景发生在中国，人们会怎么看待这番表现？恐怕很多人都会窃窃私语：“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竟敢这样对校长说话？这学生家里看来有靠山啊。”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语言交流时，不仅仅只是看字面含义及其逻辑表达，还会本能地越过这一层来揣摩说话者这么讲背后的用意、权力和情感。

《闻香识女人》剧照 中校演讲时对校长火力全开：“如果是在五年前，我会带喷火枪来这儿！过份？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是见过世面的，明白吗？”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名著《无声的语言》中提出，西方人在与比较传统的社会交流中出现的许多曲解，都可归结为：未能意识到交流形式往往“一半采用语言，一半不采用语言来表达”。他随后在《超越文化》中进一步提出了“低语境文化”和“高语境文化”的概念，现代西方社会属于前者，特点是偏重正式表达，尤其是语言的逻辑理性；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其特点是传统时代小范围的熟人群体密切互动，因此许多话不需要明说，说出来的话也并不仅仅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往往别有弦外之音。他再三指出，当西方人遇到中国人、日本人时，之所以常常困惑不解，就在于他们的文化习惯无法让他们领会到那些话语表面之下的微妙含义——就像我们现在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都往往不一定真的只是“微笑”的意思。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稍稍理解“杠精”的说话方式了。简言之，对这些人来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谁都不服”的气势和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说话并不只是交流，对话也并不只是讨论，在他们看来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博弈，自己如果在这样的论战中认输了，那就是人格上的失败，因此他们不管A逻辑B逻辑，能帮他获得心理上胜利感就是好逻辑。龚鹏程在《汉代思潮》中提到东汉思想家王充便是如此：此人“愤世嫉俗，立论务在胜人，有时便忽略了前后逻辑的一贯性”，他“不必、也无兴趣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世界观。他可以依他的需要，来选择各种言论，或用某甲之说破某乙，又用某乙之说破某丙，忽儒、忽墨、忽道。表现出一种‘言说的趣味’。”对他来说，重点不在说什么、是否正确，而在于能说得巧妙，皆能头头是道，横说竖说都是他的理。

杠精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意味着进步。现代社会接受不同，而杠精其实质是反多样性的。所以，一个人考虑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要能接受他人意见，不能搞“专制”。社会才能进步。现代社会需要“杠精。网络杠精纵然有些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负责人的“杠精”，他们认真严谨，有逻辑性，总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问题，找出实质性的问题。这种人称不上杠精，但是很容易被大家误伤为“杠精”。这也就是说，不一定认真严谨喜欢“找茬”的就是杠精，有的人找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被隐藏的问题，

网络杠精纵然有些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负责人的“杠精”，他们认真严谨，有逻辑性，总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问题，找出实质性的问题。这种人称不上杠精，但是很容易被大家误伤为“杠精”。这也就是说，不一定认真严谨喜欢“找茬”的就是杠精，有的人找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被隐藏的问题，这种人不能被称为杠精。

其实，自从有了杠精这个词语以来，有的人遇上挑问题的人，无论对错一律称其为杠精，这也是不对的，这会扼杀一些质疑错误的人，质疑精神不可被抹杀。虽然杠精不对，但是大家在给一些人扣杠精帽子之前，应该先看看这人提出的问题是否的确存在，还是为了挑刺而已。

杠精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意味着进步。现代社会接受不同，接受多样性，而杠精其实质是反多样性的。所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一个人考虑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要能接受他人意见，不能搞“专制”。社会才能进步。现代社会需要“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