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了五年之久的黄流中学图书馆,终于开门向学生借书了。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奔向图书馆,借阅图书,有一部分就坐在借书部里看书。看到学生们的热情劲,激起我的一段回忆。
四十五年前,我和眼前的学生一样,刚走进黄流中学,学校的图书馆马上吸引了我。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就设在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个高脚屋里。这幢高脚屋的大厅,估计也没有一间教室大,放着十个八个书柜,也不过只有二、三千本书的样子。
但是,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从农村小学走进中学,在小学里,除了自己手中的两本课本以外,没有办法弄到书看。我有一位堂哥,原来读书时,存下一箱子书。我就通过他妹妹,将书带出来给我看。
我入学的时候,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在挨饿,我们也在挨饿。国家供应我们每位中学生每天六两大米,每天就靠那几两大米煮成稀粥,维持生命。
书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入学不久,马上办好借书证,一个星期要看两部至三部的长篇小说。我当年在黄流中学的借书证至今仍保存着,可惜已把相片撕了下来。
那时,图书馆是由陈再汉老师一个人管理,他除了上地理课外,还管学生食堂和兼管图书馆。当时老师们都戏称他为“馆长”,但是学生千万不要叫他“馆长”。否则,他会批评你说:“没礼貌,老师不叫,叫馆长!”要是那样,你就别想借到书了。
他对我可好了,我当面从来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陈老师”,我进图书馆进得勤。那时图书馆不是每天都开门,但他一开门,我就进图书馆。我爱惜图书,从来不损坏图书,因此他总是表扬我说:“杨生龙懂礼貌,爱护书籍,是个好学生。”
那时,学校管得严,早操严,早读严,上课严,自习严,连中午睡觉和晚上睡觉,都管得很严。每一步老师都检查。我看书的时间,就挤在饭前饭后和中午睡觉的时间。
中午睡觉,班主任也到宿舍检查。后来我也当了教师,回想当年教我们的教师的责任心,自叹弗如。午睡钟响过后,班主任就轻轻的走进宿舍,检查学生是否按时睡觉。这时可不敢拿书出来看,而是装着睡觉。等老师离开后,才从被窝里将书拿出来看。
我读书的时候,孙基烈校长当校长,他现已退休颐养。冯可彬当教导主任,这位负责任的教导主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病逝世了。
中午睡觉的时候,孙校长及冯可彬教导有时也会到宿舍检查,看学生是否按时作息。如果发现有人看书,那就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