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桐城派”。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方苞拿来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应当崇尚“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因声求气”说，探讨了散文的艺术性。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他还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不用骈句，不罗列材料，语言通畅清顺，很有特色。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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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
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
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
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
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
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
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
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
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
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 *** 、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
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
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
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寿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
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曾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
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因其书斋名为惜抱轩，后来学者便称他为惜抱先生。
桐城派姚姓学者还有姚莹、姚永朴、姚永概。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晚年还以其书斋“十幸斋”为号，自称幸翁，清桐城人。
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生，其祖父即在台湾道任上，因抵御英军入侵而获罪的姚莹。
姚永概，字叔节，号幸孙，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诞生于其父江西安福县署内。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
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简介：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
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
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流衍区域之广，影响熏染之深，实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木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
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
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木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木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
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可见方苞对刘大（木魁）是何等看重。刘大（木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 ，一生著作颇丰 。
刘大（木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
刘大（木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
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
刘大（木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木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 。
姚鼐幼时十分好学 ，拜刘大（木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
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
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
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
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记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记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清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
其中脍炙人。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简介：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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